“双减”政策之下的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遇、困境与策略

“双减”政策以及一系列加强青少年身体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政策为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双减”政策提出的课后服务和应试体育的趋向使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行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存在治理主体在行业监管中的角色定位尚不清晰、培训行业准入和教练员资历认证的低位门槛、体育进中考倒逼校外体育培训行业无序扩张、技能培训和课程内容的同质化及其可复制性等困境。建议通过打造监管主体有机互动和权责边界清晰划分的治理局面、制定统一的体育教育培训行业准入标准和教练资历认证体系、构建阶段性教学课程培训模式和复合型的教学培训团队、完善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内容体系和差异化的培训教学理念,开创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发展新格局。

引文格式:王戬勋,沈克印,方千华.“双减”政策之下的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遇、困境与策略[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2):240-248.

2021年7月24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提出全国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并要求重新审核登记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号召各省市党委和政府全面系统做好部署,加强对“双减”工作的领导,把“双减”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为落实“双减”政策和教育评价改革,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着力降低学生学习压力,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课程,完善课后服务实施方案。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改革和学生全面发展,“双减”政策是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新时代教育产业化现象做出的重大决策。在此背景下我国体育教育培训产业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2021年12月14日,为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和《关于促进和规范社会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意见》,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明确指出进一步完善体育培训监管、建立完善制度标准规范,促进体育教育培训行业健康发展。本研究聚焦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发展中的问题,系统分析其治理实践和服务内容等相关议题,为构建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理论参考。

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学校教育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学科类培训压力等教育现象催生出一系列“短视化”和“功利性”的教育问题,阻碍了我国青少年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趋势更是凸显了我国扭曲的教育价值观,背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脱离了科学教育发展的基本轨道。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引起的青少年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以及应试教育手段高焦虑、校外培训项目高收费、校外培训机构高违规、资本过度涌入高风险、社会反响强烈高隐患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双减”政策,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双减”政策旨从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出发进一步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全面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是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具体体现,对新时代我国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第一,“双减”政策有利于构建理想的教育生态。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双减”政策旨从顶层为我国青少年教育事业发展设立权衡“指挥棒”,让教育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打造社会、学校、家庭和谐共生的教育生态环境。第二,“双减”政策有利于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双减”政策重视学校教育育人导向,坚决压减和规范学科类培训行为,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为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创造了优越条件,深化了新时代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第三,“双减”政策有利于规范校外培训服务行为。“双减”政策明确提出不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审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且不得上市融资和资本化运作,并指出坚持从严治理,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强化常态运营监管,提升教育服务质量水平。第四,“双减”政策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双减”政策背景下因作业负担和学科类培训负担释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家庭资金,让青少年可以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锻炼、文艺活动和家务劳动,推动“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促进青少年健康全面发展。

在学生过重负担、教育严重内卷、社会阶层固化、应试教育焦虑等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双减”政策的出台为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双减”政策颁布后教育部联同体育总局发布了《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等文件,在一系列政策指向和国家教育改革的举措下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及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见表1),这给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契机。国家“十四五”规划出台后体育部门科学研判新时期体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2021年10月8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聚焦关键环节及重点发展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新局面。近年来我国体育教育培训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尤其在“双减”后,体育教育培训行业持续释放利好消息,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构将继续保持普遍上升的发展态势,在国家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接连颁布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和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的政策导向下,我国体育教育培训行业的前景广阔。

“双减”政策明确提出保证学生的课后服务时间,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制定课后服务方案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提升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强调可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这为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构提供了有力支持。对于体育教育培训机构而言,可以将经营项目带入校园。在培训机构参与公益性课后服务的过程中做好自身的课程产品、提供更优质的课后服务并展现优越的教学效果,能够在校外体育教育培训中创造出新的服务场景、带动更多的合理消费,实现商业化变现,提升企业的经营价值。

体育教育培训行业也强育的普惠性,主要针对大多数在校学生。但某些体育项目的教练和器材设备相对贵重,体育教育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的成本较高,一些对标国家化教育或具有高收入的家庭,比较关注一些新兴体育运动项目,会让孩子参与马术、高尔夫、击剑、冰雪、帆船和赛车等项目中去,“双减”政策的出台使这些新兴的运动项目开始受到资本的关注。于是在引入培训机构的过程中,政府或学校可以根据培训人次、课程量和消耗成本适当给予补贴,激励更多优质的体育教育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并对其进行考核,给予正向激励措施,在课后服务为体育教育培训机构提供广阔空间的基础上形成学校与机构两者良性互动的局面。

2020年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以及中考计分科目,并科学制定标准逐年提高分值。应试体育权重的提升以及体育进高考的政策预期不断刺激家长对孩子参与体育运动的消费,催生出庞大的体育教育培训市场,包括国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也有效推动了体育教育培训行业的整体进程。我国多数省市可以参照云南的体育应试策略,规避青少年体育应试风险,注重对其进行过程性评价,培养青少年自主参与体育锻炼的能力。目前很多青少年身体都在学习的高负荷运转下成了亚健康状态,并存在严重的教育“内卷”现象,在中高考的教育指挥棒下提升体育科目分值可以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学科类培训在国家政策的持续打压下将释放出来的家庭资金逐步转移至体育教育培训当中,原本手持优质教育服务资源和师资力量的基础教育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培训巨头转战体育教育培训行业,K12的进场会加速体育教育培训市场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吸引众多资本的投资与加持。全国学校体育评价体系改革和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家长愿意将孩子长期投入到体育教育培训,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的需求端愈发旺盛,供给端也在逐渐扩张,体育应试趋势下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随着社会教育观念的转变以及相关政策的落实,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市场迅速成为体育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2020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19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显示,2019年我国体育培训与教育行业总规模为1909.4亿元,占体育服务业总规模的12.8%,增加值为1524.9亿元,占体育产业总规模的6.5%,相比于2015年体育培训与教育行业总规模的247.6亿元,增加了671.1%(见表2)。据统计我国目前现存体育教育培训相关企业28.8万家,“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新增体育与艺术类培训相关企业3.3万余家,同比增长99%,2020年新增体育培训相关企业6.7万家,同比增长76.3%(见图1),“十三五”期间我国体育培训与教育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双减”政策落实前,在校外体育教育培训的常态化管理进程中,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同级市场监管、公安、行政等部门查处擅自开展未经办学许可的校外培训机构。但是在构建培训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多元主体权责边界尚未完全厘清,同级治理主体通常因职责错位的问题选择避重就轻,主动回避对校外体育教育培训机构的常规治理。治理过程多元主体参与失衡,不同治理主体未对治理工作进行深度参与,缺乏一种有效的互动连接机制,长而久之,形成了治理权责划分不一的紊乱局面。

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政策引领下,各省、市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在贯彻落实、执行实施政策的环节存在一些问题,对政策的解读不透彻,政策长期性、阶段性与宣传即时性发生矛盾,审批手续繁琐、过程复杂。政策的落实缺乏适当的方法和载体,与现实脱节、生搬硬套等现象凸显。尤其在基层行政部门,存在选择性执行、应付性执行等问题。体育教育培训机构作为政策执行的客体,因利益差异和不同的利益取向,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存在逃避政策执行的现象。

目前,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的行业标准匮乏、参差不齐,包括规范化的培训机构运营标准、体育教育培训机构资质审核标准、正规认证的教练资质准入标准、模式化的教学内容设置标准、后勤保障和抗风险能力标准以及体育场馆公共安全管理标准在内的标准体系不完善。“双减”政策的落地让原本学科类教育培训赛道的部分企业逐渐转型,涌入体育教育培训的轨道,包括新东方、好未来、大智、学而思等K12大型教育培训机构也变更经营范围开始投资体育公司,把体育素质教育纳入培训的经营范畴,未来将在体育教育培训方向上做出新探索。K12企业和资本开始进军和布局体育教育培训,不仅对校外体育教育培训机构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行业将面临更严格的管理和审批机制,以及更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运营模式。

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主体大致划分为四类:自然人、社会法人、商业公司和教育培训机构(见表3),商业公司(俱乐部)是体育教育培训的主要市场,由于行业治理主体在监管中的角色和定位不明确,培训主体往往只需要向当地工商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就能展开正常的教育培训服务。“双减”政策的落地提出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的要求意味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办理办学许可证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是政策落实的空档期以及规定的模糊性打破了从严审批与监管的界限。例如:市场监督局指出从事体育培训的盈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属于前置许可,必须办理民办教学许可证才能办理营业执照,而教育局指出体育类培训机构不属于民办许可证的审批范畴,同时不同地区的审批与监管要求不统一,于是在不同的监管性质上多主体职责交叉、治理边界不清晰的困境成为了治理主体监管校外体育培训行业的一大障碍。

2021年8月3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双减”政策落地的细则,明确提出坚持对体育、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实行从严监管,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参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意见》的标准要求进行审批、发放教学许可证。2021年8月24日,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明确指出,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对体育培训机构进行管理。广东和北京对于“双减”政策的率先落实打破了体育教育培训监管权责不明的屏障。另一方面,行业内部治理层面上也管制不力,多主体跨部门协同治理局面不乐观,如在职教师参与校外体育培训违反《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等现象缺乏治理主体对其实行有效规制。

我国任何一个商业俱乐部、社会法人和自然人在开设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构上都不受限制,行业市场的准入标准匮乏,造成了体育教育培训机构鱼龙混杂、质量良莠不齐以及服务水平低下的局面。“双减”政策落地前体育教育培训市场的准入规则建设相当缓慢,大量资本涌入市场,以其逐利性不断诱发培训主体以经济效益为经营目标,通过不正当招生手段将青少年作为企业盈利的战利品,同时在培训收费上没有统一的界定,物价审核部门以及项目单项协会也未参与到体育教育培训行业的标准制定上来。“双减”政策明确提出,各地要区分体育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类别,加强相应主管部门制定分类标准、严格审批,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未经审批和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开展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未来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俱乐部必须符合证照齐全、合法合规的培训行业准入标准。

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构的教练员以任命制和聘任制为主,缺乏严格的教练员准入规则。多数机构将招聘要求设定为本科及大专以上学历,热爱培训所从事的运动项目,富有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或者以单一的体育与健康科目的教师资格证书为教练员准入条件,低门槛的招聘标准造就了体育教育培训行业的劣质教练员队伍,严重影响了校外体育教育培训的教学服务质量,这种现象多存在于以商业俱乐部为主体的体育教育培训机构中,且运动项目多以篮球、足球和游泳为主。从事羽毛球、排球、体适能及中考体育项目的一些培训机构当中,教练员队伍多以体育院校运动专项的毕业生为主,某些体育教育培训机构和社会法人为提升自身的影响力,聘用专业运动员介入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运动技能有了质地提升,但就其教学方法和理念而言仍存在“有技术无观念”的现象。

2016年9月18日,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体育要成为中考必考项目。2020年10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体育教学改革要求,框定了体育教育教学活动的目标和价值,体育在中考的分数将会逐年拉满,云南也成为了全国首个中考把体育放置在与语数外同等位置的省份。通过应试的手段来推动学生体质改革、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虽然存在弊端,但确是特殊、过渡阶段的一种有效举措,中考体育、高考体育政策衍生出了庞大的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市场,同时家长对中考体育分值逐年提升的应试焦虑也引发了体育教育培训机构的无序扩张。

体育教育培训行业的快速生长、无序发展现象愈演愈烈,“双减”政策的落地释放出强烈信号,开始站在国家高度上大力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构多以俱乐部命名,利用公益性的表象招揽生源,企业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至上,只重视利益诉求,偏离素质教育的宗旨,无视体育教育的规律和促进青少年健康的身心发展特点,迎合不合理的体育市场服务需求。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构的“重招生”“轻教学”、社会责任履行欠缺以及盲目扩张、肆意圈钱等现象破坏了良好的社会体育服务风气。此外,培训机构无证办学、恶意停办、教学事故和抽逃资金等事件常有发生,各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和垄断等不正当的行业竞争行为和现象充斥体育教育培训市场,增加了青少年参与体育教育培训的风险,加剧了体育人的办学危机。体育教育培训机构的无序扩张造成的种种局面损害了家长和青少年的切身利益,破坏了公平、稳定的体育教育生态,影响了体育教育培训市场的健康发展。

政策缺位导致的体育教育培训市场监管漏洞为大多数机构提供了违法违规操作的空间,在管理制度和教学机制上未建立起成熟的运营体系,造成了培训机构之间课程教学的严重同质化和可复制现象,培训服务和培训产品缺乏差异化卖点,同时“想到哪教到哪”的问题凸显、“内容不成课件、课程不成体系”的情况突出。培训机构在寒暑假高峰期多以招聘兼职大学生为教练员,于是在教学过程中缺乏统一性的体育教学标准,教学服务意识低、教学质量令人堪忧。行业中教练员的流动性普遍较高,教练员在不同机构当中的教学缺乏衔接性,造成了“吃老本”“坐吃山空”的现象,同时受行业体育人才流失严重的影响,企业无法“重金”打造一名优秀的教练员。

受教练员队伍相对薄弱的影响,不同项目培训机构的教练员教学复制现象层出不穷,不仅仅体现在课程内容的呈现上,还体现在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专项训练技能等方面,如不同项目专项训练当中存在的交集技能练习(跑动、核心、体能等),体育教育培训机构的教练员常常是复制化教学(俯卧撑、高抬腿、平板支撑、冲刺跑),这意味着教练员低质量的教学水平和教学经验,教育培训主体教学范畴的单一性严重阻碍了行业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发展进程(见表4)。此外体育教育培训缺少资本运作的经验和胆略,行业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和思维受限,在优秀教练员极度匮乏的基础上不重视教学课程的研发与创新,单一的市场推广手段和较低的专业服务水平抑制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双减”政策规定相应主管部门要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严格审批和分类制定标准,在国家政策强力号召下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要形成以政府为核心的多主体有机协同、共同监管的良性互动局面,促进体育教育培训行业健康发展。第一,要打造政府、体育组织和消费者组织等多个市场监督主体协同治理的基本格局,构建政府、市场监管主体对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完整监管链,确保每个市场监管主体的监管真实性,并且在体育培训机构运营质量和服务水平的质效性之外,确保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第二,体育培训机构在任一环节出现违规现象或安全隐患时,多方主体要主动揽责、配合监管,营造“一方出事、一方担责、一方治理”的市场监管风气。第三,加强三方对体育培训机构的贷款监督和风险管治,预防行业“退费难”、“卷钱跑路”等现象,确保体育培训机构在稳定、和谐的社会市场治理秩序中运营。

严格审批和分类制定标准意味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明确本领域的设置标准和准入方式下加强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体育培训机构的登记工作,整治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乱收费、虚假广告和垄断等现象,发展改革部门会同体育、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体育培训机构的收费指导政策,体育行政部门抓好统筹协调、加强对体育培训机构的有序监管,网信部门配合体育和经济信息化部门做好线上体育培训的监管工作,金融监管部门负责指导银行等机构做好体育培训机构的预收费风险监控、清理整顿体育培训机构融资上市等工作,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牵头监督培训场馆的安全管理工作。不同监管部门要把握体育教育培训的功能定位,制定详细的监管边界和治理细则,清除体育教育培训的治理盲点,避免跨部门治理的现象出现。在全面规范各级各类校外体育培训决策行为、防范决策风险、提高决策质量的基础上,大力推进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工商和民政部门登记是体育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市场盈利活动的法定要求,监管主体要加大审批力度,禁止无序无章、违规违纪的机构组织体育教育培训行为,同时监督培训主体要在明确办学宗旨、教学目标、办学方案以及完善的组织规模与内容章程下开展体育教学活动,具备同级同类机构设立标准的占地面积、培训器材和辅助设施,以及正常运营的经费来源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在费用制定上要遵从政府指导价,由相关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定价范围和权限规定行业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统筹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培训成本和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等加强对行业的收费监管,严控资本运作。根据市区、县镇以及青少年个体差异制定各区域管辖内的培训扶持政策,盘活存量、补齐短板,在政府联合多部门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下,给予困难体育培训企业在税收、水电、能耗、土地、场地使用和借贷等方面的政策帮扶。

依据不同运动项目国家指定的职业资格教练培训和考试要求,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行业应制定完善的教练等级认证标准和行业教练员的资质界定准则,国家严格把关不同教练等级的晋升口,培训主体依据运动项目设立不同等级教练员的准入门槛。尤其在K12行业逐步转战体育培训行业的大环境下,对教练员的专业与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确保所有教练员持证上岗。同时将世界三大赛(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单项总决赛)、全国最高水平大赛(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联赛)、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青少年最高水平大赛及其他类别比赛成绩作为教练员资质认证等级评定的重要参考要素。此外还要打破“禁止体育教师及教练员兼职从事校外体育培训”的政策界限,出台允许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兼职兼薪、按劳分配”,为普通学校、各级各类体校的体育教师及教练员提供更多渠道的发展和增值空间。

体育教育培训机构要注重阶段性、完整性的课程教学模式,在青少年体适能各阶段训练的基础下区分启蒙班、强化班、针对班和精英班,实现各个阶段(年龄段、技术段)训练球员课程体系的循序渐进和有效衔接。启蒙班学员身体处于感知外部环境阶段,教练员要注重培养学员空间感知、协调、运动意识等能力;强化班教练要注重对学员肌肉耐力、身体柔韧性、心肺功能、本体感觉、节奏、动觉分化和平衡等能力的培养;针对班教练员主要围绕中考体育应试项目(长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等),研发专门的训练方法快速有效帮助学员提分。完整性则体现在组建固定的青少年培训单元,在阶段性课程教学中不增减学员,保证阶段性教学课程的连续性。在培养阶段性、完整性课程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侧重打造完整梯队体系的教练员队伍,按照执教能力、教学方法、教学特点和教学手段将教练员匹配到不同梯队中进行教学,打造完善的阶段性培训课程教学体系。

目前我国青少年体育培训项目种类繁多,涵盖了传统体育项目和各类新兴体育项目,培训主体在技能传授外兼具体育培训计划、组织、领导和管控等工作,还包括对经营管理、创意设计、媒介与宣传等专门人才的培训。在规范行业运营的前提育培训机构应广泛吸纳技能传授、产业运作、场馆运营等领域的优秀人才。扩展运动员转型的职业角色转化渠道,打造复合型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团队,为教学培训提供更专业的技能指导和行业运作导向。尤其受疫情复杂形势的影响,线育培训充斥着不确定性,时刻面临着暂停或延期教学的风险,体育培训行业必须注重信息化教学的开发与运作,招揽网络教学的技术人才,或通过自研、自学的手段解决在线体育教学的关键问题,促进体育教育培训机构线上和线下教学的协同发展。通过打造复合型的培训团队,健全完善的融合发展体系,不断丰富体育教育培训主体的内部资源,共同推进体育教育培训行业的健康发展。

为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普及青少年运动技能,开发多元化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满足体育教育培训行业的实际需求,我国高等院校体育专业应以学科发展和课程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体育教育培训行业需求为导向增设相关专业和必选修课程,如青少年生长发育、青少年运动训练、青少年体能训练、青少年技能培训管理、青少年儿童体验式教育、青少年运动损伤应急处理等。并针对体育教育培训行业建立不同版块的专业培训内容,着力解决体育教育培训训练内容范畴单一的问题,为青少年提供更科学地训练方法和指导方案。同时加大行业教练员学习优质教学资源的力度,创新体育培训的教学流程,有效组织、落实教学培训的评价与反馈、跟踪与评估,提升教育培训团队的核心竞争力。此外,加强对现代教学手段的利用,通过多媒体技术增加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课程的趣味性和实践性,保障技能传授与多媒体教学的辅佐结合,提高青少年对运动项目的感性认知和理性认识。

“双减”政策提出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展兴趣特长等特殊需要的,可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这为我国体育培训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市场良机。首先,体育培训机构可以借助自身的教学产品与服务优势开拓学校体育培训课后服务新领域,同时教育部门建立评估退出机制,坚决打击培训服务水平低下、恶意在校招揽生源,相应监管部门果断取消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并不按规定开展课后服务的培训机构资质。其次,加强对体育培训服务产品的包装及其质量的提升,构建青少年体育赛事参与平台,塑造体育教育培训行业的差异化教学理念,吸引更多家长和青少年的参与,打造体育教育培训组织、场馆、课程、服务和产品等一体化的产业链条[21]。最后,在体育教育培训当中要赋予促进青少年生活习惯、行为规范和情感认知的教学理念,积极推进我国青少年体教融合政策,形成由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青少年广泛参与的体育教育培训产业发展新格局。

“双减”政策的落实以及一系列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政策为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产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双减政策”更是从顶层设计层面为青少年教育事业设立的权衡指挥棒。在青少年颠覆性的应试教育、薄弱的身体素质和失衡的教育生态背景下,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产业骤然升温,目前我国体育教育培训市场尚处在无序扩张、良莠不齐的阶段中,存在政策缺位、标准相对匮乏、应试焦虑和范畴单一等问题。在国家政策导向尤其是K12企业逐步转战体育教育培训行业的趋势下,行业外部亟需制定多主体共同监管的治理局面以及严格的体育教育培训行业准入标准和教练员资质认证体系;行业内部要健全阶段性的教学课程标准,打造复合型的体育培训团队,完善青少年体育培训内容体系,塑造差异化的教育培训理念,致力于提供优质的体育教学培训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推动青少年身体素质提升,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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